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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2017年取得四大進展

    2018-02-12   

    中國電源產業網

    導語: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林廣海近日指出,我國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緊緊依靠黨中央的領導,緊跟新時代的脈搏,在2017年辦成了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幾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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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林廣海近日指出,我國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緊緊依靠黨中央的領導,緊跟新時代的脈搏,在2017年辦成了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幾件大事:

    一是知識產權審判改革創新完成頂層設計。2017年1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強調“要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主導作用,樹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加強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設。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隊伍建設,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審判質量和效率,優化科技創新法治環境?!弊罡呷嗣穹ㄔ簩⑸钊胴瀼芈鋵嵵醒肷罡慕M的決定,使改革創新事項落地生根,建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偉大工程。

    二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全面規劃新的藍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4日首次發布《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綱要(2016—2020)》,第一次系統地、創新性地提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要達到的八個目標:即建立協調開放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政策體系;建立明確統一的知識產權裁判標準規則體系;建立均衡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建立布局合理的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制度體系;建立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證據規則體系;建立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體系;建設高素質的知識產權法官隊伍;建立知識產權國際司法交流合作長效機制。

    三是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能力邁向現代化。2017年8月29日,周強院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作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知識產權法院工作情況的報告》,常委會審議高度評價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對于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發揮了積極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總結推廣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的實踐經驗,去年批準在南京、蘇州、武漢、成都、杭州、寧波、合肥、福州、濟南、青島、深圳11個市設立跨區域管轄的知識產權專門審判機構,促進裁判標準、尺度和質量的統一,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提供更好的裁判指引。同時按照知識產權審判的特點和規律,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形成技術調查官與專家輔助司法鑒定、專家咨詢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確保技術事實查明的中立性、客觀性和科學性。這些進程標志著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邁出堅實步伐。

    四是知識產權司法維護公平正義主導有力。2017年,全國法院共新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13480件,結案202970件(含舊存,下同),分別比2016年上升46.04%和43.13%,在新收案件中,民事一審案件201039宗,其中涉及著作權的137621件,商標權的38014件,專利權的16044件,其他類型的9360件。同期,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一、二審案件26698件,共審結22631件。北京知產法院受理專利行政訴訟案件1161件,同比增加5.2%,結案753件,同比增加27.2%。受理商標行政訴訟案件8540件,同比增加43.9%,結案6575件,同比增加50.9%。數據分析反映出,各類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的規模宏大,一些知識產權的價值提升,有些知識產權糾紛易發多發,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供給側不足,司法保護的剛需持續高漲。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訴訟案件增量過大,增速過猛,其中一些虛耗司法和行政資源,粗暴沖撞法律底線,凸顯這一領域誠信建設任重道遠,法律機制規制急需改進。

    林廣海強調,新技術的產生和應用對知識產權的影響不可預見。而如何認定新的客體形態的權利屬性,如何劃定新的運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邊界,如何確定新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資格權能。這些問題從表面上看是個案之中的利益爭端,從深層次看則反映了對重大技術進步引起的重大利益格局應該如何進行調整。有些糾紛實際上超越了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在實踐中往往會遇到法律不明確、認識不一致、裁判不統一的困惑。由于我國知識產權法治環境、市場環境、文化環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上述困惑在一定時期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如果這些困惑長期得不到改變,就會研究影響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身為知識產權人,我們要努力站在正確的方位,走在正確的方向。

    他強調,相同的選擇來自相同的價值觀,技術進步的紅利應該歸屬于誰,這是重要的價值觀。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屬于成文法體系,知識產權屬于法律擬制性權利,司法審判必須維護知識產權的權利法定原則,無論是憑借新的技術創造出的新的客體形態,還是憑借新的技術對知識產權進行運用的新方式,在法律沒有對具體權利予以確認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的紅利被視為“法律上留白的利益”,它首先應該歸屬與社會和公眾,這是支撐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正當性的“基石”。我們研究知識產權問題,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推動知識產權制度變革,不要懸空了這座”基石”。技術進步是整個人類社會推動發展的,技術進步形成的利益應當通過立法確立分配規則,在尚未完成相應的立法之前,那些利益不能簡單歸屬于某個集團、某個行業和某類主體,司法裁判需要謹慎兼顧知識產權的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避免失衡。如果采取這樣的價值立場和分析路徑,那么對于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攸關的重大紛爭,比如對于民法典設立知識產權編問題的爭論,對于專利法、著作權法修改內容的取舍,對于關涉國家重大政治、經濟、文化價值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我們就能夠發現更多真實的問題,獲得更多正確的答案,凝聚更加普遍的公平正義。

    林廣海說,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學習這一重大政治判斷,我們體會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推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通過共商共治,實現共享共贏,連通全球的利益調整機制。知識產權是對真、善、美創造成果的法律“認證”,直接對接人民美好生活,對標國際通行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這是林廣海1月27日,在由《中國知識產權》雜志主辦的“第八屆中國國際知識產權新年論壇暨2018中國知識產權經理人年會”致辭中說的。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劉春田、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會長馬浩出席了開幕式并致辭,中國知識產權雜志總裁、主編張繼哲主持開幕式。

    來源:中國科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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